作者：侯永禄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容简介：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和村民们的生存经历，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书中那些已发黄的老照片、残破的契约、账本等难得再觅的历史证物，那些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和让人忍俊不禁的风俗习惯，无不透射着中国农民勤劳、隐忍、善良、淳朴的伟大品格，一片农民的赤忱跃然纸上，读后使人震惊、感动、欣喜、沉思。

　　侯永禄 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1931年农历九月二十七出生。他6岁去私塾读书，1944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并于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回乡务农。

　　新中国成立后，候永禄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大队会计。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又先后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侯永禄当过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担任过大队农科站站长，路井公社“抽取黄河水水灌溉工程”指挥部工作组组长等职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侯永禄带领村民们勤劳致富奔小康，德高望重。1984年至2001年，他担任路一村义务邮递员达18年。2005年春节侯永禄老人去世。

一本看似流水账式的生存日记， 一首听似平平淡淡的劳动之歌，
一段原汁原味的生活之旅，一抹烙进心底的岁月之痕！

　　我们不敢相信，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竟然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他用和锄头一样勤不离手的笔，坚持不懈地记录了他和村民们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一笔一划地描绘了陕西农村某村庄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与风霜雪雨。在他笔下，没有浩浩历史长河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也没有悠悠秦川文化中炙手可热的文人墨客，只有草根庶民的喜怒哀乐，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和原封不动的岁月真迹。

　　1931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记作者侯永禄出生在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的后新庄村（现在叫路一村五组）。他的父亲是一个远近闻名、手艺精湛的铁匠。侯永禄9岁那年，父亲去世。一字不识的母亲，却知道识字的重要，节衣缩食，送他上学读书。侯永禄在学堂和后来的师范学校里，知道了《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义、礼、智、信”，也知道了陕北延安、共产党、毛泽东、马列主义……

　　侯永禄的日记开始于1940年年末：“一九四九年腊月十三，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从那时起，他便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无间断，至今已有200余万字。我们从中挑挑拣拣，编成《农民日记》，展示出农民侯永禄劳苦耕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精神“自留地”。

　　《农民日记》用魂牵农田、命系庄稼的平凡琐事，如数家珍地向我们昭示了过往近60年的人间烟火，用居家度日的油盐柴米，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农民日记》里那些已发黄的老照片,残破的契约、账本等难得再觅的历史证物，那些秦腔秦味儿的村言土语，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乡规民俗，那些和谐家里家外、乡里乡亲的快板对联，既朴实敦厚，也不失小民情趣，既透射着中国农民勤劳、隐忍、善良、淳朴的伟大品格，也毫不避讳地讲出了农民掏心窝子的大实话，凸显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我们跟随农民侯永禄那没有遮拦和修饰的笔触，体味了陕西农村田园乡野生活的感叹与唏嘘。我们阅读农民侯永禄笔下家长里短的细微琐事，仿佛踩着中国农村蹒跚前行的脚印，走进苦乐相伴、悲喜交杂的沧桑岁月。一片跃然纸上的农民的赤忱，让我们震惊、感动、欣喜、沉思。

　　《农民日记》不仅仅是一本看似流水账式的生存日志，更是一首原汁原味的劳动之歌和生活之歌，它用普通农民的生命之火，在我们心底烙下了抹不去的岁月痕迹！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九

　　一大早，我到西庄子叫来赵妈，又到乾字村和东明村叫来两个姐姐去街上看“社火”。路井城周围村子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街头，有步行的，有骑牲口的，有三三两两的，有成群结队的，路井街上，一片节日景象。各茶坊酒肆、商店当铺都挂上了一面面有着五颗星的国旗，大街小巷贴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蒋家王朝，人民当家作主”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我们一家子挤在水泄不通的人群里长时间地守望。大约上午十点钟，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三眼铳”的响声，浩浩荡荡的“社火”队伍过来了。最前面，是一个长长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金色大字。接着，四名舞狮人和八头威风凛凛的雄狮喷火吐烟地过来了，二十多名舞龙人和两条鳞光闪闪的巨龙腾云驾雾地过来了，紧跟在队伍后面的是英姿飒爽的男女民兵。他们戴着红袖章，拿着红缨枪，雄赳赳，气昂昂，分外引人注意。再往后，跑旱船的，踩高跷的，扭秧歌的，打腰鼓的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宣泄着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不满情绪。

　　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威风锣鼓了。几十面蒙着牛皮的大鼓，几十口扎着红绸的大铙，再加上几十个锅盖大小的铜锣，按照古老的节拍，传统的鼓点传出有力的响声，走在游行队伍最后面的是“社火”的压轴戏“血骨尸”。“血骨尸”是路井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文化艺术。几十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赤裸着上身，装扮成古典戏曲中不同的人物。他们的头部、颈部、肩部、胸部或者腹部，或插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或戳一根血淋淋的竹棍，或嵌一把血淋淋的斧头，白骨森然，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由于天气寒冷，这些光着膀子、扮作“血骨尸”的年轻后生们通常要事先喝上大量的烈性酒，以抵御严寒。

　　人们好多年没有见过“血骨尸”了，着实让刚刚获得解放的庄稼人痛快。“血骨尸”表现的不再是秦桧、曹操、法海等千百年来人们唾骂的奸贼，而是黄世仁、穆仁智等地主老财，更有那千刀万剐的“蒋光头”。

　　一九四九年，我家地里的产量虽然不如别人家打得多，但却是父亲去世后这十年来收入最多的一年。夏季收入小麦六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秋季收入荞麦五斗，糜子四升，棉花九斤。解放后，我们没有了各种负担，生活便不那么苦了。虽然也给解放军管饭，但管饭后解放军每顿还给我们一千元的伙食费和四两粮票。起初人们总不相信，后来一兑现，果然拿粮票就能换到粮食，大家才真的信服了解放军，知道他们说到做到，不哄人。

　1954年3月18日

　　乡里开始评议缺粮户，后新庄巷仅有两三户不缺粮。这时，政府又开始让人买返销粮，维持生活。我在去年“三干会”上，就有能否“让有余粮的群众，把粮食存放在国家仓库，等有意外用粮时，再取回来”的想法，但为了避免别人说我思想保守落后，始终没敢在会上提出，只是写在了自己笔记本上的发言提纲里。

　　在粮食实行统购工作的同时，国家发行了建设公债，我也认购了8万元。我虽然也带头卖了余粮，但后来也卖了不是余粮的口粮，因此心里总觉得政府这种做法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降低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今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上半年出现了蝗虫，但扑打及时，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所以还是有个好的收成。我家夏田收豌豆2石，小麦13石多；秋田糜子共3石4斗，豆类1石5斗，棉花167斤。我用牲口给别人拉粪、耕地等还收入了10多万元。

　　1954年9月17日

　　路井乡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大会胜利召开。乡政府在六世祠门口的大场里搭起了戏台，六世祠便成了召开社员大会的会议室。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早饭后，全体社员都聚集在一起先照了全体相。各乡、各村、各互助组、各机关单位，送来了30多面锦旗，并派代表来参加大会。

　　大会开始了，张建书记讲了话。他要求大家，把今天的红红花花，变为明年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要团结一致，加强学习，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为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努力奋斗！

　　晚上，大会请来线腔戏班和高家村的“自乐班”表演了精彩节目，完小学生演的《五谷丰登》很受欢迎，赢得不少喝彩和掌声，真是喜气洋溢，热闹非常！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干部们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又加班熬眼地讨论社里的工作。我更是忙上加忙，除白天参加本组的生产劳动外，晚上开会后，又根据会场的决定安排具体工作，起草各种规章制度，计算各样表册数字。由于我对会计知识、记账方法、传递手续不熟悉，还专门同侯一鸣去供销社找了董荣喜，请教了他们的新式记账方法以及会计与出纳之间钱、账分管的办法等，回去后立即刻印了账簿和单据。

　　1958年9月1日

　　我把连夜绘制的“比武台图”贴在会计室的大门外。“比武台图”上端端正正地写着“金子入炉辨虚实，好汉擂台见高低”14个大字，从上至下共分3层。从左到右共分22个小队。图内写着各队工业集资所完成数字的百分比。图的上层为上游，中层为中游，底层为下游。每“游”又分3层，共9层，各层分别绘有图形和文字：

　　一层图为红旗，文字为：人人夺红旗，个个争第一。

　　二层图为卫星，文字为：遍地放卫星，到处立奇功。

　　三层图为火箭，文字为：速度赛火箭，干劲冲破天。

　　四层图为飞机，文字为：飞机不加油，落在人后头。

　　五层图为汽车，文字为：汽车居中间，松气落后面。

　　六层图为自行车，文字为：苦干加巧干，才能奔向前。

　　七层图为跑步，文字为：快跑来不及，插翅飞上去。

　　八层图为慢走，文字为：稳步慢腾腾，未闻跃进声。

　　九层图为睡觉，文字为：警笛嘟嘟叫，他还在梦乡。

　　1958年9月2日

　　晚上，我写好统计工作的喜报，召集起22个会计，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了公社，算是实现了统计工作上的“三台”和“五化”。

　　路井高级农业社第四队的农忙食堂也在大跃进的热潮中诞生了，食堂地址就在侯恒和家的大门房里。队里专门抽出几个手脚麻利的妇女在食堂做饭，真像办喜事一样。做饭的人鼓着心劲，起早睡晚，总想把饭做好，显显自己的本事，让人知道咱有两下子。下地割麦的人又累又乏，回来后不用进灶房做饭烧火，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真是人人说好。我专门用红纸写了段快板贴在食堂门口，鼓励大家的热情：

　　食堂新，食堂好，食堂就是大锅饭，

　　能喝热汤吃热饭，省人省钱省时间，

　　能吃几个拿几个，爱吃啥菜把啥端，

　　门前拉的广播线，边听唱戏边吃饭。

　　炊事员，真能干，做的饭菜香又甜，

　　烧的开水滚又煎，蒸的馍儿松又软，

　　为了生活更改善，晚上还把花卷垫。

　　社员个个心喜欢，跑到地里干得欢，

　　脱了夹袄换单衫，脱了衫子光身干，

　　浑身汗水如雨点，一个更比一个欢。

　　这个食堂因为是农忙性质的，虽然只办了几天工夫，但群众却比较满意。不久，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各队都办起了食堂，我便起草了食堂建账意见，召集各小队会计和各食堂的管理员开会，学习并讨论了食堂建账的意见，随后立即刻印馍票、菜票等，发给各队食堂。
1958年10月31日

　　今天，公社开展冬季植树育苗活动。清早吃了饭，队长便领着全队男女社员扛起锨，到东阳村的西沟里去种树。菊兰虽有个不满一周岁的吃奶娃，为了不受批评，也拿上锨和大家一起去种树。中午，吃饭时间到了，却没有饭，大家都啃着冷馍，喝口东阳村人送来的开水就算把饭吃了。菊兰肚里虽不太饥，奶头却胀胀的，真没办法，只好揉一揉，又跟上大伙干起活来，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和社员们一起收工往回走。为了早一分钟让娃吃上奶，她只好鼓起劲，快步往回赶，一天的疲劳也顾不得了，总在想着丰胜娃不知叫唤成啥样了！家里没满周岁的吃奶娃饿得怪叫唤，母亲泡些馍，再放些糖，哄来哄去，总是哄不下。太阳落山后，天黑了，菊兰才和大伙儿一起回来了。她一进门，顾不得自己吃一口馍，喝一口水，放下锨，赶快先抱起娃，让娃吃憋了一天的奶水。娃已饿急了，抓住又圆又大的奶头就吃，一下不丢奶头吃了个饱，这才不嚎叫了。

　　但谁也没料到，刚过半夜，天还没明，“呼啦”一声，娃口里吐出一摊奶水，溅了菊兰一身，惊醒了菊兰。她赶忙起来点灯，正擦拭奶水，“呼啦”一口，娃又吐了一摊，她忙叫醒我。“噗哧”一声，娃又拉下一大摊。我忙穿衣起床，先叫醒母亲，说明情况，便急忙去保健站请医生。赶天明医生来时，娃已连吐带拉好几次。医生说是严重脱水，立即给打葡萄糖盐水，进行抢救。

　　赶上大跃进的年月，谁稍不注意，上工迟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众人面前做检讨，受批判。因而菊兰争着气，虽吊上个不到一岁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饭没吃毕，只要上工铃一打，便放下碗，拿块馍，扛起农具忙去上工，从不拖后。她干起活来也从不耍奸使滑，总是尽力大干，讲质量，争数量，从不落于人后，所以菊兰当了劳动模范，公社年终评奖时，还奖了她一个镂花铁锨头。

　　1960年6月2日

　　公社组织各个大队的割麦标兵，要在路井大队第四小队的靳家岭地的“百亩丰产方”里展开割麦大比武，共有108名英雄好汉要来大显身手。四队队长侯要武在大比武的先一天，就忙着安排劳力，割净地斜头，并借来物品、担水等，做好了各种准备。

　　今天一早，送水的、拉耙的、套车的、接待的人们为比武忙个不停，但一直等到半晌午，却还不见人来。社员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龙口夺食’的大忙天，半天不出工，让几十名劳力在这儿静等着，这是支援夏收吗？”有人说：“这像争分夺秒抢收吗？！”正说着，只见远处浩浩荡荡的百多人来到了地头。英雄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各就各位，静等号令。

　　只听得一声发令枪响，这一百单八将，一个个挥动镰刀，前后飞舞。“呛呛呛”地，麦子一行行应声倒地。好汉们弯腰弓背，抡镰割麦，头上冒汗，背上流水，谁也顾不得擦把汗，喘口气，喝口水，一鼓气要割到地头，真是手快如飞！赛过名将梁绪宗的确实也不少。路井大队的女将习青梅争了上游，一下子也出了名。不到3个小时，100亩小麦，平乎乎铺了一地。下午两点，决赛结束了，英雄们才回去吃饭。

　　但四队的社员好不知足，有的说：“割麦不收份子，硬叫太阳往干的晒哩！硬叫麦颗籽到完的落哩！”有的说：“这不叫割麦比赛，这是比赛看谁糟蹋得多，麦茬有半尺高，一地乱踏，像是牲口打过滚一样。”有的说：“梁县长亲自领着干的，就不看这质量，这叫‘颗粒归仓’吗？这叫颗粒不要，光要麦秆秆。”也有人说：“唉，100多人，割了一天，光打杂的就有四五十人，也不知这是啥计划？为了啥？大概是图了个名气大。”

　　队长只好安排社员专门收好份子，才能用车拉载。由于麦茬高，倒的麦多，有的地方，麦耙都拉不过去。麦颗子齐刷刷落下一地。听人说，跛子老汉侯得法，用笤帚扫麦颗，就扫下三四百斤。真可惜呀，把100亩丰产小麦硬给糟蹋哩！

　1970年8月10日

　　韩城县矿务局要招收一些正式职工，但在合阳县路井公社各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招工的就是我女婿王俊杰。胜天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次一定会被招去，太好了！

　　事实上，却像大家说的那样：招工的只有一个名额，3个大队领导，看到底谁的本事大！一个是正支书的干儿子，也就是他亲家，林场场长的儿子；另一个是副支书的大儿子侯胜天；再一个是生产主任的老伙计的侄儿侯云七。

　　为这件事，大队干部专门开了一次会，专门研究到底该让谁去。我说：“让3个娃都去，让人家验收，看上哪个就哪个去吧！”生产主任马上说：“那不行！谁不知道招工的人就是你的女婿，你娃咋能验不上？你让云七去，云七就能去，你不让他去，他就验不上！”我再不好说什么了，只好给支书说：“算咧，新班子才成立，为这事影响了团结会让群众笑话咱的！”支书也就只好答应了让云七去。

　　俊杰听我说了大队讨论的情况，气得马上要回韩城，说这工他不招了。菊兰忙劝住说：“莫忙！你慢慢想一想，人家云七的伯是县长，听说是你招工，嫌是他侄儿便不招了，对你还有好印象吗？以后你有事若碰见他，他能不会怪罪你吗？你缓缓想一想！”后来俊杰只好将云七招收去了！但菊兰心里一直不痛快，心想，自己的大女婿代表韩城县矿务局来路井社招工，自己的男人又在大队当副支书和主任，可自己的儿子却没被招上。世上还有这样的事吗？还有这样没本事的大吗？回头又一想，唉！这也是命吧！天生是九尺的命，总将它拉不到一丈。

　　1973年4月19日

　　我家安上了电灯，屋里一下子明亮亮的了，真是连掉了一根针在地下，也能找得见。新中国一成立，咱庄稼人就打心眼儿里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日夜盼望的心愿实现了，叫人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70年代初，群众把“人人都用得上的人”编了句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营业员。”因为有病要找医生，坐车要靠司机，领工资要找管钱的，买日用品要找营业员。和这些人关系搞好了，办事就顺利得多；惹恼了这些人，办事就困难得多。我虽然当了几十年的干部，第二次出来担任大队副支书兼财务主任，也已接近4年，但仍只知道按政策条文办事，不知不觉地得罪了许多人，尤其在清账算账中，我精于账务，一分一文都不马虎，所以每次运动中，清账算账总少不了我。不管对什么人，我都不留情面，一是一，二是二，丝毫不含糊。1970年我当了副支书兼财务主任后，本大队一个地富家庭出身的娃，要升高中时，有张家庭情况表，要大队签字盖章。他托另一个大队干部来办理，让我签字。我拿在手中，逐项查看，便在社会关系栏中写上“该生之父系地富分子”。那人一看，很难为情地笑笑，只好拿上表走了。我就是这样，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去办一些普通的私人事情时处处碰壁。例如，我经常外出开会，需要一些粮票，就得把自己家中的粮食或红薯干卖给粮站，粮站按所卖斤数付给粮票和现金。去年冬天，我便用篮子笼提了10多斤红薯干，去粮站换粮票。卖薯干的人排成长队，等候粮站的人来验收。验粮人验到我的薯干时，用手一捏，便说：“不干。”我只好把红薯干提回家去再晒。我一连晒了两天后，又去交了好几次，但次次人家都说“不干”，弄得我没办法。我第四次去时，粮站的人还说“不干”，我便气愤地说：“我是在锅里烤了才拿来的。”验粮的人反而说：“那更不行了！。”这时医疗站的医生侯明宜刚好给粮站主任看完了病，背着出诊包路过这里，便笑着对验粮人说：“你就把我支书那一点儿抬一抬手收下吧。”验粮的真的收下了。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但又糊涂了，到底薯干是干了还是没干，标准是个啥？什么才是真正的标准呀？

1986年5月21日

　　早上，胜天来电话说：“领导已把我上报的‘4个人转商品粮’的申请批准了，现在就能转户口了，把您和我妈也转成了商品粮户口。”我赶紧说：“莫忙，让我多想一想再决定。不过你们3人的户口就先转了吧，这个就不用再商量了。”

　　晚上，我和菊兰反复商量，总认为：咱家现有六亩土地，咱才56岁，距70岁还有14年哩。咱还不算老，还能做些农活，加上现在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程度一年比一年高，用人出大力的活路越来越少。农业上能收多少是多少。不像从前农业社时期，逼着要你干活。再说转了商品粮户口，咱没有了土地，在城市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反而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自己反而闲得没事干，每月还得花钱买口粮。况且城市居住地方较少，不如农村地方大，自由自在得多。

　　我给胜天打电话，决定不转户口了。胜天拿上韩城市的准迁证回来迁户口，去粮站卖了540斤小麦，贴了3元多钱的油价，才算将粮油关系转走了。粮站规定，三口人不分大小，半年口粮卖够180斤，才能转粮食关系。孙女晶晶出生不到50天就成了商品粮户口，粮站每月供应晶晶5斤口粮，亮亮18斤口粮，秀春27斤口粮，共有口粮50斤。真正可喜可贺：

　　三人转为商品粮，全家大小喜洋洋，

　　夫妻不再分两地，安心为国育栋梁。

　　只要后代幸福多，二老留家心舒畅，

　　忙时家中干点活，农闲还可游四方。

　　1986年7月28日

　　暑假到了，引玲又把电视机带回我家里，当晚就在门房里放开了。晚上演起了《济公》，来看的人比平时更多，房里也挤不下，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前，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电视预告要放《西游记》，而且是上午9点钟放。我怕白天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大凉棚，遮暗了光线。

　　由于白天光线太强，村委会的大彩电也不放电视，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队的人也来看。电视机跟前的光线暗了点儿，远处的人却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我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宁肯自己不坐，也要让来的人有坐位。

　　电视放映前的一两个小时，小娃们便守候在门口，为的是争占个好位置。有一次，凡定家的武军和专录家的义军竟然吵打起来了。为了让村里人看电视，全家人都得提前收工，提前吃饭。不等饭吃毕，看电视的人便来了。有时家里人在地里干活回来了，拉的车车也被正在看电视的人群挡住了去路，进不来了。有的老年人听说有好电视，怕没处坐，看不清，也就提前来。全巷几乎家家有人来看我家电视，甚至有时农活忙得实在脱不开身的时候，也硬挤时间来看，连村上管电视的侯俊德也爱来看。更有腿脚不便、拄着小凳的顺士哥、见光哥都来看。年过八十的要更哥也不嫌路黑，每晚必来。那些年轻小伙、妇女、姑娘、小学生、三岁娃，更是来个不停。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算得上是人来人往！人多时竟有百余人，我家里从没来过那么多人。引玲带走了电视机后，晚上还有不少人来打问着想看哩！整整50天，虽然黑地白日整得人晕昏头转向，丢盹打卦，扰得我们干不成活、吃不好饭，但全家人心里总觉得乐滋滋的！

　　1990年7月28日

　　胜天对我说：“局里给了我们局一中两个去大连疗养的名额，其中有我。趁我去大连路过北京，想让您和我妈也一同去见见北京的大世面，您看好吗？”北京是人人向往的首都，谁不想去？只是没条件。我便说：“好是好，只是车票太贵，咱没有那么多钱！”胜天说：“不要紧，我的车票花费能报销，您俩的费用就不用您管了。”我便高兴地答应了。引玲得知后，也很高兴，并说要给我们出150元钱的路费。

　　我们仨这次到北京，正赶上毛主席纪念堂开放，免费让游人瞻仰。那里有许多人维持参观的秩序，要参观的人排成4行。我们随着排好队的人群一步半步的缓缓向前步入正厅。毛主席仰卧于水晶棺内，魁梧的身躯上盖着一面党旗。虽然他老人家辞世已经13年了，但却仍和生前一样，令我肃然起敬。

　　出了纪念堂，我们便坐上只花3角钱就能买一张票的地铁，到玉泉路的天都旅馆住宿。我们住的房间有4个床位，每晚收18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