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梁文道新书《我读》

    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写出了当时中国文坛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风格，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她对一些物质细节的描写，对物质生活的一种向往，对钱的在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以及对娱乐的关怀。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们对小资产阶级那种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这样的小资情调，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一定会觉得很讨厌。我们找出《小团圆》里面几句最刺激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小资情调可以跟一个大叙事或一个大的爱国情怀对立到什么程度。

    比如讲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书时正好遇到日军进攻香港。当时宿舍乱成一团，“大家七张八嘴，只有九莉不做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军打香港为什么她还要高兴呢？因为可能不用考试了。难道对一个小女孩来讲，不考试要比日本人打不打过来还重要吗？难道怕考试甚于怕日本人打过来吗？日本人打过来，你却高兴，这不是很奇怪吗？

    后来她又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弹。她希望投降，希望驻港的英军投降，怕日本兵继续进攻，因为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殖民地送命吗？然后她又说了：“当然，这是遁世，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国家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原来张爱玲也觉得能打、肯打，比中国几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过，她话锋一转，“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换句话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关注点始终是放在现世存活上，而不是国家兴亡的问题上。国家兴亡，匹夫未必有责。

    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说里一个有点像汉奸文人模样的人之雍说，哎呀，二次大战要完了。九莉笑着低声呻吟了一下，哎呦，希望它永远打下去。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么许多人，还要它永远打下去？九莉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对她来讲，战争促成了他俩在一起的这个环境。为了在一起，她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有点像《倾城之恋》，一个城的陷落，成就了两人之间的恋情。

    然后，她进一步解释，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文章仿佛是说如果她还能有选择的话，她会选择让大家继续打下去。这样的态度，难怪有很多人批评她，说张爱玲，不只嫁了一个汉奸胡兰成，而且还是一个汉奸文人的帮凶。但事实是不是真这样，能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呢？

    张爱玲向来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她有点偏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不只她的文学的风格，而且还有她关注的课题，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那种不是救亡就是启蒙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远离，甚至是藐视。她曾经写过一篇《五四遗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远远地笑话了一通。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她更关心的是一些闺房中的事情，一些尘世生活。甚至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来。很多人会觉得，张爱玲太自私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底下，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于是用一个很常见的历史标签贴上去。

    有人说这本《小团圆》有爆料成分，里面绝大部分的人物都能找出真人来对应。例如有一位曾经写文章称赞过张爱玲的文坛老前辈，也在这本书出现了。什么形象呢？原来这个叫“荀桦”的人曾经坐过牢，要靠小说的主角九莉跟她的汉奸老公营救出来。

    结果救出来之后，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车的时候又碰到这个人，这个荀桦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九莉就说，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的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才侧身坐着挪开。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这老虎凳是一种酷刑，而荀桦在狱中受过这个。然后她又写，九莉担忧的是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这个荀桦。她自己也不太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荀桦这么做是在提醒她：“汉奸妻，人人可戏。”

    我想今天有人在组织张爱玲作品的研讨会时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汉奸妻，人人可戏”。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汉奸妻，我们就要搞搞你，死后也不放过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