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走出一代宗师
乡村走出的叛离
学生 七房桥村，是一个很小的江南村落，村中多为钱姓聚族而居。在这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里，产生了许多钱姓名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钱穆、钱伟长叔侄俩了。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中学时，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
课程作些改动，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为校方拒绝。钱穆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钱穆退学后即转入南京钟英中学就读。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就此辍学。1912年春到1922年秋，钱穆先后在秦家水渠、荡口鸿模、梅村县四、后宅初小担任了10年半的乡村小学教师。
自学成才的国学宗师
在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群中，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没有读
大学接受现代意义的正规学术训练，更没有出国留学，完全靠自学成为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
1922年秋，钱穆应厦门集美中学聘，期间先后写完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
国学概论》、《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他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也在这一时期大体完成。1929年秋，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苏州中学见到了钱穆，翻阅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深为佩服，当面对钱穆说，“君不宜长在中学里教国文，应去大学里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1930年9月，来到了人文荟萃的
文化古都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钱穆刚好36岁。
“七七事变”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吸引了大批学生。他撰写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当时的
教育部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
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钱穆入港， 他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道，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5年6月，荜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主动卸去了书院院长职务。随后潜心学术，再创学术新生命，写下了五大册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
1967年10月，钱穆定居台湾。1986年6月9日， 92岁高龄的钱穆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
1990年8月30日，钱穆先生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师隐入历史，享年96岁。
唐君毅：
他与时代忧患
共终始
钱先生只身来港以后，此时期之著作，尤重于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灵魂所在之学术思想之说明。中国社会政治问题之解决，不能袭取他人已成之方案，而同时注意及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融通等问题，承认中国未来文化当另有一新面目。斯其胸量之所及，又非旧作之所能限者矣。
要而言之，上世纪六十年之中国迄在内忧外患之中，而钱先生一生之学问，实与时代之忧患，如比辞而俱行。上世纪六十年之中国，亦产生不少的学人。然时代之变太快了，我们看，多少老师宿儒，其治学只承清学之遗风，而不能再进一步。多少新进留学生，只是取西方之一家一派之学说之长来评论整个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问题；又多少中国夙擅辞章之士，竟甘心于入日本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又多少学人治学，除了满足个人之学问兴趣外，竟忘了他自己是在自古未有之忧患时代的中国人，忘了他之治学与著述，直接间接，皆当对时代有所负责；又多少人真知道所谓对时代负责，并非只是随时代风势转，而只是先承担时代的问题，乃退而求在学术上卓然足以自立，而有以矫正时代风势之偏弊！
由这些问题，更使我们现在不能不纪念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三十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之钱先生。
（选摘自《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
《国学宗师钱穆》作者陈勇谈钱穆的学术人生
“国学热”中重温国学大师钱穆
在“国学热”方兴未艾，持续升温之时，读钱穆的著作已成为国内“
读书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钱穆其人其学不仅仅为学术界所关注，也日渐成为普通人所谈论的话题。钱穆究竟是何许人也？
近日，《国学宗师钱穆》一书由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度引起国学迷的关注。国学宗师钱穆在中国乡村中苦思冥索，孤寒拔起，最终站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是何等特殊的
成长环境、不寻常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求学之路，铸就了他那不平凡的学术人生？记者就此对该书的作者陈勇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本专题采写：
本报记者吴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