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美兰，80岁，柳州市太阳村镇四合村红庙屯农民，农村老党员。60年前，她作为向导带着解放军进山剿匪，九死一生，在枪林弹雨中成为一名战斗英雄。1959年，她参加北京群英会，并获得两枚周恩来总理亲手颁发的英模奖章。
　　
                                    山歌一曲当试题
　　1949年12月29日，在柳江百朋覃连芳起的水碾旁，马乔田连长对我和张佳明说：“你们把19日到柳江县土博镇一个村子摸匪情的情况汇报一下，用山歌汇报。”
　　“用山歌汇报？”当时，我与张佳明都觉得这个要求很奇怪，但也不好问为什么。当然，这对从小就会唱山歌的我并不是什么难事。两人简单商议了一下，便由我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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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混进土匪窝，土匪武器露马脚。
　　又有机关和大炮，亲眼看见亲手摸。
　　
　　我们计划有理由，枪杆埋在芭蕉蔸。
　　若是我们背进去，一定把我们命收。
　　
　　我正捞桶来吃饭，本人捞饭他拿枪。
　　土匪用如（人名）来谈问，我今改姓杨哥钢。
　　
　　我们思想很坚强，工作辛苦不怕难。
　　土匪头头来盘问，老张改名刘坚强。
　　
　　我们思想硬如钢，进行讲假混过关。
　　危险的事也要干，改名改姓不怕难。
　　
　　工作辛苦我不怕，危险的事不怕难。
　　土匪头头来盘问，外公叫做韦用山。
　　
　　工作辛苦不怕它，危险的事想办法，
　　土匪头头来问话，我喊送到六奶家。
   
　　山歌唱完，马连长高兴地说：“好！好！我给你们打一百分”。原来，他是想通过这次测试，看我们聪不聪明，是否机智勇敢。他说，通过这次测试，你们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了。
　　我们都很激动，能活着成为一名战士对我们来说太不容易了。我至今想起那天在土博刺探匪情的惊险仍觉得心惊肉跳。
　　
                                  食不果腹干革命    
    我投身革命之前，也就是在前去土博刺探匪情的前几天，仍只是太阳村镇红庙村一户穷苦人家的小媳妇。
　　遇上部队那一天，我正坐在家门口哭泣。
　　天色渐晚，冬雨连绵，树木都在风雨中哆嗦，而那条从村外通往家中的路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的身旁，3个10岁上下的弟弟妹妹哇哇地不断哭闹，闹得我的眼泪也扑扑直落。
　　我是他们的嫂子，19岁，刚刚嫁来红庙村一年。我的丈夫覃家尤父母双亡，是个赤贫的雇农。丈夫前段时间曾经帮国民党兵炒过茶，因此这两天被工作组叫去问话了，还没回来，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这时，一支部队穿过村子，是那支打跑国民党的部队。部队经过我家门前时，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过来问我：“你们为什么哭？”
　　我说：“家里已断粮了，他们饿。”
　　那名长官立即叫人给我们扛来了一袋米，还塞给我六块钱。我激动不已。后来，我知道，那名长官叫马乔田，是南下解放军某连连长。
　　12月17日，马连长派人来叫我去部队的剿匪总部。马连长问我是否认得前往土博的路。我说我知道，我外公家就在土博，我可以当向导。
　　
　　                                   身陷匪窝巧脱身　　
　　部队在傍晚时悄悄地向土博进发。
　　部队事先知道有一股以韦铁、韦用如为首的土匪盘踞在土博，但对具体人数和武器装备并不了解。马连长于是把去过土博的张佳明和我两人叫了过去，叫我们化装进村刺探敌情，部队随后跟进。
　　第一次执行任务，我们却不觉得害怕，想着毕竟是我们熟悉的地方，但结果我们差点送命。
　　进入土匪盘踞的村子是晚上10点左右，我和张佳明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并约好我改名叫杨哥钢，他叫刘坚强。为了有个来由，我把石灰涂到脚上将自己的脚弄得很疼。一旦遇到土匪我就说去找我外公韦用山要钱治脚疼，而刘坚强则装哑巴。
　　进村前，我们把部队给我们防身的四枝短枪埋在了村外的芭蕉树下。我们想悄悄进入，谁知一进村口就惊动了一群狗，持续不断地狗叫让我们很忐忑。
　　走到村中央，有一户人家的地坪上有几挺机枪架在那里，旁边还有几门小炮。这里应该就是土匪窝了。我偷瞄了一下，发现土匪刚吃完饭，都回到了屋里，挺多人，每人手上都有枪。他们的煮饭锅头还摆在地坪上，里边有不少剩饭。我们已经饿得不行，也管不了危险，凑过去就往锅里捞饭吃。
　　“什么人？”这时屋里突然冲出几个土匪，用枪指着我们。
　　我们咚地一声坐在地上。一个头匪头（韦用如）出来了，厉声问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硬着头皮把原来编好的理由说了一次。但结果没有用，他凶狠地把手一挥：“一定是共军的奸细，把他们丢进无底洞。”
　　我们都被吓呆了，无底洞黑糊糊地，深不可测，被丢下去必死无疑。
　　正当几个土匪架起我们两个时，韦用如的老婆，看着我有点面熟，便跟韦用如说：“别丢先，你看他们那样子不像是共军的奸细。”
　　接着，她走到我们面前问我：“你外公叫什么名字？”
　　“韦用山。”我抱着最后一线生机，颤声道。
　　“韦用山？”韦用如嘟哝了一句，跟那些匪兵道：“放他们下来。”
　　原来，头匪头韦用如是我外公韦用山的叔伯兄弟。惊魂一场。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之前，他们已经把五个来路可疑之人丢进了无底洞。
　　放了我们后，韦用如叫人拿碗给我们饭吃，土匪们又进屋里去了。我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坐在那些机枪和小炮前，我们东摸摸西摸摸，偷偷将能拆下来的小零件藏到腋下。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进了六奶家。凌晨时分，我们还用一把石灰在村中一间房子墙下刷下了一条革命标语。
　　我们在凌晨五点左右撤离，闯过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道鬼门关。
　　我们的情报让部队对土匪的情况有了准确的估计，我们偷出来的零件更帮了部队的大忙。由于没有这些零件，土匪们好几件重型武器都无法使用，大大减轻对我军的威胁。我因此获得了两个军功章。
　　                         身经百险终不悔
　　我们的标语最终惊动了土匪，他们四散进入山中。这让剿匪伤及百姓的机会减小，但同时增加了剿匪的难度。
　　之后，我们几个向导正式加入了剿匪战斗，带着解放军辗转穿梭于福塘、土博、拉堡、进德、百朋等地。我的两支短枪一支是勃朗宁手枪，一支是驳壳手枪。我把它们分别放在衣服的两边口袋里。那是我一生中最英姿飒爽的时代。
　　但很快，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二道鬼门关。
　　那天，我给部队带路至凤阳一带山头时与一股土匪遭遇。当时，我虽然只练过几次打靶，但对射击很有天分，我的枪法很准。狭路相逢勇者胜，部队马上向土匪冲了过去，与土匪展开了枪战。我凭着熟悉地形、枪法准，带着队伍左冲右杀，打得土匪无招架之功。打到一个叫钳稿岭的岭上，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子弹了，而几个土匪正向我冲来。突然，几颗子弹“哔哔哔”地向我迎面飞来，从我的耳边飞过，其中一颗击中了我的耳朵侧，掀掉了一小块头皮。一阵剧痛后我摔下了山崖，右腿撞对石头，又是一阵剧痛，我昏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一身是血，而且已经无法走路。后来幸亏一个路过的农民韦志九救了我，用草药给我止血急救，才免一死。
　　伤还未好，我又坚持去追赶部队，并在战斗中又有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1950年7月在百冲岩，我与张佳明跟着部队打土匪，与部队打散了。我与张佳明的子弹都打光了，前面却有六七个土匪向我们跑来。急中生智，我们钻进路边的牛练塘，把枪埋在旁边，用泥巴蒙住身体，用草蒙住头。土匪们经过，没有发现我们。另一次，我去开会路过红庙屯对面的钳口山坳，被土匪发现追杀，躲进一个山洞里侥幸逃脱。我还曾用假枪吓走过两个想杀我的土匪……在战乱的年代，这样的险情很多革命同志都面对过，有的牺牲了，我能活下来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深感幸运。
　　                        总理教导记心头
　　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了四合乡清匪反霸领导小组副组长、柳江县四合乡副乡长等职务，并在1952年入了党。1957年，因家中变故，我被迫辞掉公职回到家中照顾弟妹，从此勤勤恳恳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虽然已不在革命岗位，但人民并没有忘记我。1959年国庆，我被推荐前去参加北京群英会，周恩来总理亲自颁发了两个奖章给我。我跟周总理讲了剿匪的故事。周总理说，你们的故事要大力宣传，要让后人知道胜利来之不易。
    从北京回来后，组织上曾让我去湖南省某市宣传部工作，最终还是因为无人照顾家里，我没有去。但至今，我没有忘记周总理的教导，因此，今天，我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珍惜现在和平富裕的生活。
记者 赵伟翔  通讯员 覃崇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