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个试点在广西百色县设立”、“恢复高考后全国第一个高考大纲1978年在广西桂林市制订”……刘永强，原广西中医学院党委书记，1977年至1981年间，他担任自治区招生办主任，是中国恢复高考招生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回望广西在高考改革中的贡献，刘永强自豪地说：“恢复高考，是从我们广西开始的！”

    “光争论是否要恢复高考，我们就开了两次会，吵了两个月的架”

    每一次说起1977年参加的两次全国招生会议，刘永强就显得很激动。作为全程参与了高考恢复工作的少数人之一，他说：“我参与了历史，也见证了历史。”

    被刘永强称为历史的这两次会议分别在山西太原和北京召开。1977年6月29日，刘永强作为广西招生办主任代表广西参加在太原市举行的全国招生会议。长达17天的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恢复高考”、“如果恢复高考，是招初中考生还是招高中考生”。

    虽然有很多的争论，太原会议最后还是有了基本的定论——“恢复高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刘永强一再提醒记者：“你不要觉得好笑，一个会开半个多月，讨论一些现在看来很荒谬的话题，因为太原会议关于恢复高考的争论，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

    1966年6月，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高考制度被取消了，大学被当作“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床”而停止招生。此后整整6年时间，中国成为一个有大学而不办学，有大学而不招生的国家。

    直到1972年，毛泽东主席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全国高等学校方才恢复招生，用“群众推荐”的办法招收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工农兵学员”。“群众推荐”不需要经过文化考试，更不是择优录取。在这种制度下，教育部门每年把上大学的名额分配到各地方，形式上由群众评议推荐人选，实际上由那些得到分配名额单位握有权柄的头头来决定。决定后进行政审，最后由地方党委政府审批，招生部门只起一点形式上的作用，高等学校也只能照单全收，毫无选择的余地。

    刘永强说，“群众推荐上大学”这种极左路线的“怪物”一面世，就产生了极大弊端和危害。它败坏了社会风气，实际上为利用权职“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靠“后门”进大学的人太多了，以至不正之风严重成灾。

    刘永强告诉记者，根据当时的统计，广西在1977年时，“群众推荐”的名额就一直排到了1980年。而“群众推荐”的人选许多是大权在握的干部及其亲属子女，人民群众对这种招生办法极为不满，编了民谣讽刺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推荐”招生又严重阻碍招贤纳才，把一切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和被污蔑为“走资派”的老干部的子女，统统排斥在高校大门之外。

    虽然决定了要进行高考，但对于高考的争论还没有结束。1977年8月12日，刘永强接到教育部的紧急通知，到北京开会研究彻底改革招生办法。当时，“四人帮”虽已粉碎，但极左路线的影响远未消除，加上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主张“两个凡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北京会议开得很不顺利，认识不统一，争论依然和太原会议一样的激烈。

    在这次长达45天的会议中，参加会议的代表有的还坚决反对恢复高考。刘永强说，有一个省的教育厅负责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违反工人农民利益的，会“要了城市，丢了农村”，使学生“工农成分降低了”，并威胁说“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看贫下中农反你不”，还认为“高考择优录取是‘分数挂帅’，就是反对毛主席”。

    刘永强描述当年的会议情形时说：“遇到涉及政治的问题，谁都不敢轻易表态呀，开会的时候大家会吵起架来，一个问题连续几天都讨论不下来。”

    在北京会议间隙，刘永强打电话回广西汇报会议情况。广西当时组织了几个小组，分别在横县、邕宁、玉林和南宁召开群众座谈会，直接向群众了解意见。群众们对“走后门”十分反感，认为搞推荐，青少年不愿意学习文化知识，产生“文盲”加“流氓”，害国害己；如果恢复高考，公平竞争，考不上也服气。

    根据调查的结果，刘永强为中国恢复高考投上了一票。

    在后来的会议中，邓小平指出：“无论考生的出身怎么样，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个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样，会上激烈争论的大是大非问题得到了解决，高考制度的恢复得以确立，并制定了1977年高考的实施方案。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制度的工作也由此在全国全面开展。

    “百色试点为现代高考建立模式，恢复高考就是从广西开始的”

    停止了10年之后，高考考场又要重新打开。但高考究竟该怎么考，却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方案。于是，中央决定先进行试点。

    历史非常巧合，教育部决定将试点选在当年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的百色县。而当时的百色县，有1000人以上的厂矿，有平原，有山区，除了壮族外，还有苗、瑶等少数民族，人口、经济、文化等在广西都处于中等水平，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加百色高考试点，也给了刘永强再次参与、见证中国高考改革历史的机会。刘永强对于百色试点的评价很高：“百色试点为现代高考建立了模式，可以说恢复高考就是从广西开始的。”

    广西的党政领导对教育部确定在广西百色县试点非常重视，从全区各高校、中专、有关行政部门抽调100多人组成试点工作队前往百色。工作队又分为宣传、组织、安保、医疗、辅导、备考、出题、报名、评卷、审查、体检、录取等工作小组。百色试点的每一步的工作进展都及时上报到教育部，教育部再根据百色的情况，将工作办法总结，下发到全国各地，对全国各地的高考进行指导。

    “时间很紧，工作很辛苦，但大家都很激动，很努力。”刘永强说，整个社会失望了11年，忽然有了高考机会，大家都没有准备，工作队中宣传小组就必须到村、寨里去宣传，做思想工作，而组织、备考小组的老师们还要帮助考生寻找参考资料，有的考生把书本卖了，老师就到废品收购站去找回来。

    在出题目方面，每科的试题有3位老师来出，题目要求比高中稍难一点，“因为是试点，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难了会打击人们对高考的信心，太容易了又选不出人才”。

    “试卷是钢板刻印的，印刷是在保密条件最好的监狱里完成的。”刘永强说，考完试后，老师们在解放军的保卫下阅卷，到了统分时候，老师用的是算盘，因为考点算盘不够，工作组就挨村挨户挑着箩筐去收。

    百色试点的考试从从1977年10月26日开始，到12月上旬结束，比当年的全区高考早了一个多月，刚好为全区、全国随后的统一高考提供经验。

    “百色试点，就是中国现代高考的试验田。”刘永强说，现在的中国高考，从命题、考试，到评卷、录取等工作，基本都是按照当年百色试点的运作模式来进行的，30年过去了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桂林会议订了第一个全国高考大纲，高考才有了全国统一的制度”

    如果说，1977年高考的恢复，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启，那么从此之后的数年间，从各个环节不断修复和完善已经中断长达11年的高考制度，制订“全国高考大纲”成了中国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

    1978年1月，全国高考招生会议在桂林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一起来讨论制订全国高考大纲。刘永强说，之所以选择在桂林开会，是因为在1977年的高考试点中，百色的经验为全国提供了最好的借鉴。

    由于1977年的高考是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命题，自己组织考试，究竟该怎么出题目，怎么考试，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在桂林的会议，就是要讨论制订大纲，来指导各省市的招考工作，指导老师教学，指导准备参加1978年高考的学生备考。

    “先是讨论大原则，接着就是细化到学科讨论。”刘永强说，当时的会议因为没有存在太多的争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中国的高考也才有了第一份全国大纲。因为有了大纲，高考的组织有了依据，而高中教学和大学教学也因为高考大纲完成了接轨。刘永强说：“高考大纲随着时代变化虽然也有了不少修改，但基本骨架，还是1978年的。”

    广西在中国高考改革中的实验和探索还在继续。在1977年的高考中，广西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在高考中对少数民族实行照顾的省区。在随后的几年里，广西高考的少数民族政策更是细化到了48个县（自治县），每年都有相应的名额分配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广西在高考中实行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吸引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前来学习。陈永强介绍说：“有的少数民族村恢复高考几年来都没有出过大学生，县里就派人专门到村里进行调查，根据考生情况，尽量做到村村都有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