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一个稍具理智的人应该都不会怀疑，就因历史观的不同而对一位74岁高龄的长者祭出狠手不仅野蛮而且可憎。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那么，动辄拳脚相向则更称不上战斗，而是赤裸裸的暴戾，足以构成“观点恐怖主义”。

    打人者对阎崇年的义愤无非是因为“清朝那些事儿”。治清史的阎崇年对清军入关、剃发易服、文字狱等历史事件以及努尔哈赤、康熙皇帝、吴三桂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宣讲，在史学界一直遭到訾议，被认为有“美化历史”、“为魔鬼化妆”之嫌。而此次打人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此前酝酿既久的对峙情绪在机缘巧合下的一次个人化的爆发。

    坦率地说，阎崇年对清朝历史的一些论断，绝非无懈可击，甚至在某些问题上的发言令人难以容忍。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一名历史的爱好者，内在的专业立场以及《百家讲坛》作为公共论坛的影响力皆要求阎崇年对清史的宣讲必须具有足够的严谨性，但恰恰在这点上阎崇年有负众望，在很多问题上显而易见的避重就轻和选择性阐释，使其丧失了基本的分寸和应有的本分。诸如王立群、马瑞芳等历史学家对他的批评，并非全然是无礼的冒犯。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认为谁有权利对阎崇年实施“武器的批判”。历史观的差异说到底是一个学术问题，其中所有的纷争都理应在学术的范畴内得到讨论，如果越过这一界限，执拗地“必以吾辈之见解作为绝对之是”，甚至不惜为此诉诸人身伤害，那打人者的行为与被阎崇年所“美化”的那些斑斑劣迹有何区别？你所做的正是你所要批判的，这就是打人者的乖谬逻辑。

    其实通过此事，我们也应该发现，学术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治安问题，除了“非此即彼”的文化劣根性谬种流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者”的意见并不能得到很流畅的表达。打人者“小峰”声称，他是因为阎关于清朝的一些观点无法认同，又没有与之辩论的机会，情急之下才动了手。显然，如果“小峰”以及像他这样的“反对派”有更丰富、更广泛的发言平台，学术分歧也不至于发展到身体摩擦的地步。

    如此而言，“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试想，如果《百家讲坛》上能有学者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阎崇年在那里自说自话，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血压会平和和理智很多。（作者：张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