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问既没有敬畏心又没有自信心，无疑是不可能养成良好学术道德的。

    今年庆祝教师节的活动，有着以往不曾有的特别内容，那就是弘扬四川大地震灾区英模教师的崇高师德。在地动山摇之际，灾区广大教师伸出了坚强的双臂，为学生挡住突如其来的危险；他们敞开了宽厚的胸膛，为学生构筑躲避灾难的港湾。他们用生命的血肉之躯在废墟的天空里高高地矗立起人民教师的丰碑。他们崇高的师德在今年的教师节里闪耀着特别灿烂的光芒。

    弘扬师德固然需要正面楷模的引导，但是更需要的是制度建设的支撑。中国历来是极其重视师德的。2000多年前古代最早的典籍之一《尚书》就有“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话，认为做老师的首先是要有道德。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传统偏重于把道德理解为个人的“修身”问题。于是，儒家弘扬道德之风的重要途径，是为个人树立榜样示范。“德”字原来就与仿效之意相联系。在西周青铜器铭文里，表示“仿效”的词有两个，即“刑”和“帅”，它们都与“德”一起出现：“令我佳即刑廪于文王政德”（《大盂鼎》）；“安不敢弗帅祖皇考穆秉德”（《井人安钟》）。它们说的都是一个人仿效另一个人之德，这意味着“德”是对楷模的仿效。

    儒学以圣人为道德楷模，因而圣人自然就是民众的道德教师：“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尽心下》）。儒家把德风之弘扬看作个人对圣人之仿效，有见于道德榜样的力量，这无疑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遗产。不过，个人生活于社会之中，社会则在一定的制度建构下运行，因而个人道德认识、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制度蕴含的伦理导向紧密相关。儒家对此是相对忽视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开始注意到了制度问题。这里举一个与教育有关的例子。胡适在193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指出为何制造假中学毕业文凭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专门经营此事的机构，原因在于“民国七八年间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一条章程”，所以，“今日许多青年做出假文凭的犯罪行为，政府的硬性制度应该负一大部分的责任，现在的制度若不改革，若不许‘同等学力’的人受考试，那就是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假文凭是不会减少的”。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们现在教育界种种有悖于师德的丑事，说不上层出不穷，也是时有所闻，比如论文抄袭、成果造假等等。对此我们往往将此归之于个人品德问题，而似乎很少反省目前的一些制度是否存在伦理上的问题。

    从大学来说，现在新进的教师都是研究生毕业的。然而，目前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存在着不小的缺陷。比如，眼下几乎每所大学都对研究生要有公开发表论文的制度规定，否则不能毕业，即使毕业了也拿不到学位证书。有的研究生迈过这道坎的办法是文钱交易，即交付所谓版面费给刊物以换取论文的发表。这已经是最“道德”的办法了，其实也是与学术道德背道而驰的。因为其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金钱即学问，学问大小是与金钱多少成正比例的。因而如此的规定造成了一些研究生两大道德阴影：一是泯灭了对学问的敬畏心，因为一旦知晓学术成果的问世，不在于自己花费了多少劳动，也不在于自己作出了多少创新，全在于能否有钱以及拿得出多少钱，那么原来对学问高山仰止的崇敬心理就会荡然而失；二是摧毁了对学问的自信心，因为他们明白论文的发表主要不是其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是由于支付了相应的金钱，这样还会有什么自信心呢？对学问既没有敬畏心又没有自信心，无疑是不可能养成良好学术道德的。所以，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成为大学教师时，就驾轻就熟地用研究生时代的办法来开启自己的教师生涯，有的走上抄袭、剽窃之路，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以此为例，是想说明：如果不认真检讨作为大学“准教师”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中的伦理缺陷，那么我们在大学教师中弘扬师德是缺乏基础的。

    应当指出，类似研究生们的文钱交易，和目前有关的考核、晋升制度有关。只有将这些制度建立在合乎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师德之风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弘扬。值得高兴的是，最近媒体上报道，海南省一些中小学教师为了晋升职称，交了版面费到某刊物发表了论文，结果发现这些刊物是克隆的赝品。此事揭露后，该省取消了中小学教师晋升职称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我以为这对于反思我们教育界一些制度的伦理缺陷是有推动作用的。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已经指出了制度伦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是十分重要的，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里讲的制度的好与不好，就包含着伦理道德的评价。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