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渠道应对高油价。

　　应对一：寻求新的能源政策。

    高油价是推动各国能源战略转型的主要动力。１２月美国出台了新能源法案，规定到２０２０年，美国汽车工业必须使汽车油耗在目前水平上降低４０％，该法案还鼓励大幅增加生物燃料乙醇的使用量，到２０２２年将达到３６０亿加仑。

    反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前两次石油危机，发达国家均将压力化为动力，美国的能源储备制度，石油危机应对机制，节能法案等应运而生。欧洲、日本也纷纷向“新经济”转轨，产业结构由“厚、重、长、大”型向“轻、薄、短、小”转变。目前全球已有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将实施新能源政策。

    同在１２月，我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公布。这部法律将对中国能源全局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认为，应对高油价，从宏观层面应尽可能理顺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市场供应；微观层面则需要社会各方改变生活方式，厉行节约。继续完善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加快价格传导作用，以期更利于节能和环保。同时，鉴于油价可能长期在高位徘徊，需研究高油价背景下出台燃油税的问题。

    应对二：单一美元定价制度寻求突破。

 
    １２月伊朗宣布停止以美元结算石油出口，成为全球第一个停止美元结算石油贸易的国家。同月，俄罗斯宣布，将在圣彼得堡建石油交易所，以期打破纽约、伦敦石油交易的垄断局面。该交易所明年２月１日开始运行，以卢布结算石油交易。

    １１月召开的欧佩克第三次峰会虽未正式对弱势美元提出关切，但其内部已开始考虑以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结算石油贸易的可能性。作为“去美元化”的一步，中东海合会正在考虑首先将本币与美元脱钩。

    由于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有其历史和政治特殊性，同时产油国已累积了大量美元储备，鉴于美国拥有较丰富的投资渠道，短期内寻求非美元结算可能性不大。但产油国对美元贬值的关切度，以及卢布等其他币种结算石油贸易的竞争压力，都将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利益攸关方。

　　应对三：“新能源安全观”下的能源合作开发。

    发达国家主宰全球石油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对石油的争夺依然激烈。连续高油价加剧了全球围绕油气资源的利益冲突，围绕油气开发权、含油领土和领海权益争夺、油气供应价格方面的争执此起彼伏。中东、中亚、非洲成为未来石油争夺战略的核心地区。而政治冲突导致国际能源开发合作不能充分展开。

    中国一直主张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中国与伊朗方面在油田开发上的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同时，中国持续扩大与非洲合作，寻求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世界银行新任行长佐利克近期多次赞扬，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有利于非洲的发展。

    随着石油进口依赖度提升，中国需不断加大国际合作，使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进口保障度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