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签户的答谢和热泪令人感慨，对低收入家庭绝不放弃，是国家无法回避也不可能推卸的责任。作为政府，提供住房救助这一公共产品是其义务。面对“感谢政府”这样的“神情激动”，万望不可受之无愧、却之不恭。而理应以“这是我应该做的”为回应的主调，或者，更应从中签户的热泪中作如此自省：或许“廉租房本来可以做得更早，也还可以做得更好”。

　　从权力的来源进行考察，政府不仅应是民主的政府，还应是负责任的政府。责任政府首先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它与公权力紧密相联。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民，也应该用之于公民。为了确保公权力的行使符合公共目的，或服务于公共利益，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建设就成为必须。政府责任，包括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救助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首先是政府的道德责任，执政党基于对这一道德责任的认同，而将其上升为政治责任。民意代表通过立法案，构建出包含了对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在内的住房体制，使之成为法律责任，进而成为行政责任。

　　据悉，北京市计划在今后5年，每年建设、收购廉租住房30万平方米、6000多套，实物配租比例将达到应保廉租家庭的35%左右。为了保障廉租住房资金来源，今后5年本市每年土地出让净收益至少拿出10%用于廉租房保障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也将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设。这样的规划相比起之前，是一大进步，但是否尽到了政府应有的责任，还需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下，进行科学的考量与评析。

　　比如，廉租房可不可以是1万套甚至更多？5年内能受益的应保廉租家庭能否为70%甚至更高？今后5年能否在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拿出20%甚至更合适的比例，用于廉租房保障资金？公共产品的提供离不开财政支持，加强对政府的财政监督，完善预算制度并积极吸纳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将是确保住房救助制度成功的前提。

　　另一方面，转型期的贫富分化效应仍在持续显现，一些滑向最低收入阶层的底层民众住房条件也在持续恶化。如果“贫者越贫”的现象不被遏制，而廉租房的建设又赶不上底层民众不断沦为住房救助对象的速度，政府责任的实现还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